以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起飞为开端的英国产业革命，是“比任何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革命’”。①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②然而，迄今为止，英国产业革命起源的研究一直侧重于它的政治前提和经济前提。实践表明，这些方面的研究越是深入，越证明仅仅用政治和经济因素来解释英国首先实现经济起飞是不充分的。
近二十年来，英国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和城市史研究的迅速发展，以及历史学对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现代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即剖析英国工业化前夕社会结构中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和
作用来寻找英国产业革命起源的完整解释。从社会结构方面研究英国经济起飞，有助于揭示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普遍规律及其特殊表现形式，这不仅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
课题，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起飞的社会前提
英国经济起飞不同于后来西方各国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不是由国家运用政治权力组织和推动的。它是无意向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靠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在克服重重阻力中实现的。
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大，但中央权力集团依然以土地贵族为核心，他们垄断了议会，所颁布的经济立法连同残留的中世纪行会法规和商业垄断制度，严重地阻碍了
工业经济的发展。在重商主义经济体制下，亚当·斯密鼓吹反对国家干涉经济活动的放任主义，不可能立即转化为国家经济政策，致使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聚积的大量资金主要流向土地、房屋建筑和挥霍消耗，难以转化为工业资本。“南海泡法案”③禁止公开筹集资本，限定私立银行合伙人在六人以下;“高利贷法”限定私人贷款利息在5%以下， 国债利息却不受此限，造成社会游动资金向国债方向流动，也不利于工业资本的形成。此外，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一项是支付国债利息，占40%弱，为此而大幅度增收的间接税，达岁入的2/3以上，而土地税却从35%下降到17%。④就是说，国家通过赋税制度和国债制度每年抽走了大量的潜在工业资本。在金融制度上，英国虽然是最先进的，但英格兰银行和伦敦西区银行
拒绝经营工业贷款。有些私立银行虽然向工业贷款，但期限很短(最长九十天)，加上铸币不足，影响货币流通。结果，工业资本只有20%来自商业渠道(其中4—8%来自奴隶贸易)，⑤9%来自银行贷款，⑥其余的71%要靠企业家克服阻力通过其他方法自行筹集。以上事实充分证明，由土地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不是推动英国经济起飞的政治杠杆。
在经济方面，英国经济起飞的起点也并不高于欧洲大陆各国。英国并不象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把法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1716—1788年，法国外贸总额增长三倍，⑦英国增长二点四倍;⑧1701—1790年，法国
农业总产值增长60%，年平均增长率为0.6%，⑨英国分别为35%和0.4%;⑩同期，法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91%，(11)英国的工商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7%;(12)若以1700年国民总收入指数为一百，1790年代法国已上升到二百六十，(13)而英国为一百九十。(14)以上数据证明，法国经济发展速度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曾一度赶上和超过英国，而且保有较大的增长势头。何况从自然条件来看，英国经济起飞还是发生在一个严格说来不具备工业大国条件的岛国上。
那么，为什么英国的经济起飞比法国等大陆国家提早了近半个世纪呢?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辩的色彩”。(15)
马克思的这段话启示了研究的新方向，即必须从英国的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独特的社会结构中解开英国所以首先实现经济起飞之谜。也就是说，把研究重点转向剖析“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而这种在“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6)
马克思说：“英国是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17)在商品货币经济较早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加速进行的背景下，英国社会结构带上了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特征。
英国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特征是形成了以土地贵族——中产阶级——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三层式的社会。(18)雇佣剥削关系已成为阶级关系的主要内容。相反，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双层式的。一端是少数土地贵族，另一端是大量的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或农奴)。在这样的双层式社会结构中，贵族的身份和特权，农民的依附关系和义务，都有法律条文作明确的规定。各个阶级和阶层都严格地处在等级社会各自的阶梯上，处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封闭状态中。任何逾越身份的行为，不论贵族还是农民，都要受到法律、教规或习俗的严厉惩罚。而英国三层式的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正是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各个阶级或阶层之间缺乏明确的界线，往往出现重叠。例如乡绅(Gentry)，在欧洲大陆国家中没有这样一个相应的
社会阶层，它的成分既有贵族的后裔，也有富裕的商人、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甚至包括自耕农的后代，成为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交叠处。在乡绅之下的社会阶梯上，各层次之间的界线就更加模糊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商业和制造业，制造业和农业并没有截然分开。尤其在农村中，圈占土地、租佃农场、农村作坊、家庭手工业、矿井和高炉，还有活跃的土地市场和抵押市场，都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社会流动受到的阻力较小。
社会流动包括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和地理、职业的水平流动。垂直流动的主要渠道是学徒制。英国一些最富裕的商人和企业家(如威廉·柯斯特沃思和罗伯特·达林)，往往是经学徒而为业主，并取得骑士和贵族的封号，进入议会。垂直流动的另一途径是商业冒险、金融投机、海外掠夺和奴隶贸易。“英国普通私人银行业之父”和“英国证券交易业之父”(19)柴尔德和荷尔斯，伯明翰的工厂巨头加尔伯特和陶瓷大王威治伍德，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仅1744年，就有十四名这样的暴发户(称“纳帕布”)进入议会，组成很有权势的集团。(20)在手工业生产部门中，掌握原料分配和产品销售的商人上升为企业主的机会较多，而在以里兹为中心的西赖丁呢绒业地区，企业主往往是由掌握最后工序的独立工匠转变而来的。当然，社会的垂直流动并不都是向上的。乡绅和商人的破产，自耕农沦为雇工，以致靠济贫费生活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21)
社会的地区流动主要是由圈地运动造成的，地区的工资差别也是这种流动的原因。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人口向伦敦、北部工业地区流动，为新兴工业部门增加劳动力。到十八世纪中叶，社会的职业流动也趋于活跃。英国贵族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贵族，他们从事工商业活动，不受法律的禁止和社会观念的歧视。象唐森德伯爵、布里奇沃特公爵、戈威伯爵等从事农业改良、修筑运河、经营矿产，从事贸易的贵族不在少数。在手工业部门，父子职业相袭的旧传统已经打破，职业的选择比较自由，尤其在新兴工业地区更为明显。职业的改变不再象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受到行会法规、习惯势力和道德观念的限制。例如在伯明翰，“任何人可以从事自己愿意从事的职业，工匠中最多只有20%是学徒出身。”(22)
英国的社会结构的特征使它具有特殊的功能，使这个孕育着产业革命的母体有能力对正在变化着的各种因素作出灵活的适应和反应。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23)正是英国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和灵活性，促进了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使资本、智力、劳动力和技能及时地从生产率较低的传统生产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新兴工业部门。
英国社会结构在对变化着的各种因素作出灵活的反应和适应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对自身进行调整。社会结构自身的不断调整反过来又促进了各种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的更大变化。产业革命的动力正是在这个互为因果的相互促进变化的过程中聚积的，造成了经济起飞必要条件的早熟。换言之，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如果借用物理学的术语来说——达到“临质量”时，就会激发连锁反应，即表现为经济起飞。因此，经济起飞前提条件的成熟，不仅受到自然条件、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差异。
二、英国经济起飞必要条件的成熟
一般说来，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包括：(1)农业生产力的提高，(2)运输业的发展，(3)商业的扩大，(4)金融制度的进步以有效地促进工业资本的形成，以及(5)机器的发明和广泛应用。这五项必要条件所以能够提前成熟， 与它独特的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必然的联系。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在英国形成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而且始终是它的基础。”(24)租地制已成为英国土地关系的主要形式，(25)它使土地从统治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土地与所有权和所有者完全分离，从而首先实现了土地的资本化，(26)并形成了英国农村社会中土地所有者(贵族和乡绅)——租地资本家(农场主和佃农)——农业雇工的典型的三层式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后果实为其他任何地方所不及。它“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
科学的应用。”(27)
直接推动农业改良的因素是粮食市场价格的变化。在双层式社会结构中，粮价的变化决不会造成农业收入分配对地主不利的局面。而在三层式社会结构中，粮价的急剧上升却成为农业改良的敏感的刺激因素。1715—1750年英国的“农业萧条”中粮价下降，降低了地租和农场利润，只靠地租收入的乡绅和自耕农大批破产，加剧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据统计，1720年以后，一百亩以下的小地产在牛津郡的二十四个教区消失2/3，在格罗塞特郡的十个教区消失4/5。(28)大地产主要形成于这个时期。同时，土地所有者的成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9)1760年以后急剧上升的粮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贵族地主和农场主进行农业改良。
农业改良活动开始于社会的上层。贵族和乡绅对农牧业改良试验的嗜好，是英国特有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英国贵族不同于大陆贵族，他们虽享有政治和社会特权，却不享有免税的财政特权。为了维持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的经济实力，在粮价上升的刺激下，他们不仅在自己经营的农场里引进新品种，实行轮作制(诺福克制)，试验马耕法和起伏灌溉法，培育良种牧畜，并著述宣传试验成果，而且迫不及待地掀起圈地狂潮(1760—1775年、1793年达到高潮)，竭力扩大对土地的垄断权。
贵族和乡绅通过议会圈地法案，大规模地圈占耕地、公用地和荒地，到1820年，“只剩下六个郡的6%的土地尚待圈占，而到1830年已经基本圈占完毕。”(30)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土地改革，它的主要结果是摧毁中世纪以来的敞田制，为农业改良提供了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农业改良的另一必要条件是租佃方式的变化。地主为了增加地租收入，缩短了租地期限，并在租地契约上明文规定租地农场主必须进行的改良措施，(31)对农业改良起了一定的促进、监督和示范作用。但是，农业改良的主要力量是占地二百至五百英亩以上的农场主和自耕农。他们具有充足的资本，又比较容易获得市场
信息，是农村中比较不保守的阶层，能及时地改变土地的经营方向。尤其是农场主，他们必须在租约期满、地租额再次提高前尽可能地提高产量，以获得最大利润。但是，因为他们还必须继续租佃，又不允许靠枯竭土地肥力的办法来实现高利润，故对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的应用极为热心。他们用先进的经营方法提高产量，增加了利润，在竞争上对自耕农造成了压力。后者的模仿使他们卷入农业改良活动，一道推动了农业的全面改良。
几乎所有的农业技术进步都是在已圈占的土地上取得的。圈地运动和排干沼泽的运动扩大了耕地面积，(32)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33)使英国农业产值在1760—1815年增长61%，(34)从而避免了过去那种因农业落后限制经济发展状况的重现。
所谓“运输革命”，是指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大规模修筑运河和关栅
公路。从1757年第一条运河桑基布鲁克运河开工到1793年大连结运河的完工，已形成畅通全国的运河网，将工业中心和市场沟通起来。关栅公路的修筑则是由议会通过成立公司的法案，(35)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改进公路修筑技术，路旁设立栅栏，路口设置路卡、收取通行费，用于公路维修。到1800年，这种公路已铺设一千英里，不仅冬季和雨季可以通行，而且加快了行车速度。运输业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原料、燃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把原料产地、生产地区和销售市场联系起来，巩固了英国统一的国内市场，是经济起飞不可缺少的条件。
公路和运河的修筑耗资巨大，短期内难以回收本利。尽管政府对发展运输业不闻不问，但是对于社会上集资修路却不加阻拦。在英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中，贵族和购买了土地的商人、企业家往往利用地产经营采矿业，因而对于运输业的改进是十分关心的。他们为了降低煤矿、盐矿和铁矿的运输成本，成为运输业改良的主要推动者和资金提供者。1758—1800年的一百六十五项运河法案中，就有九十项与煤矿有关。(36)布里奇沃特公爵为了发展自己的煤矿业，首先提供经费，招聘人才，开凿了桑基布鲁克运河。(37)大连结运河公司的投资人中包括白金汗公爵(以他的纹章为公司徽号)、格拉夫顿公爵、克拉兰敦伯爵和埃克塞特伯爵。此外，利用运河股票投机，牟取暴利，也是投资人众多的另一原因。伯明翰运河公司股票面值从1770年的一百四十英镑上涨到1792年的九百英镑，通用运河公司股票1/8股从1770年的十七英镑十先令上涨到1825年的三百五十五英镑，(38)这远比投资国债的利润大。出于上述原因，投资人往往利用他们的地方统治权和影响，迫使地方议会通过与中央经济立法相违背的运河法案和关栅公路法案，以谋取经济利益，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
经济起飞的又一基本条件必须是工业投资率(当年工业投资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5%以下上升到10%以上。(39)这一论点在许多国家的统计事实中已得到支持，但在英国的经济起飞中却找不到同样的证据。(40)不过，英国的经济起飞并不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而言，当时的生产单位，基本上是家庭和作坊，资本技术构成很低，即使较大的纺织作坊也不过雇佣几名工人操作几台珍妮纺纱机或骡机。这些机器是木质结构，价格较低。(41)因此，企业创办经费不大。就是一些所谓的重工业生产单位，如冶铁、采矿、造船等，资本技术构成虽然比较高，也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然而，资金不致短缺的更重要原因是企业主在英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往往有可能采用各种方法筹集和节约资金，促进了掌握大部分社会闲散资金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转向工业投资，从而克服阻碍工业资本形成的重重机能障碍。此外，地方银行的设立和交易券中间人的出现改进了金融机构的效率。抵押银行的活跃，也满足了筹办和经营企业的资金需要。
企业主节约资金的手段很多。例如改建和租用
住房作厂房，甚至可以只租一层楼或几间房，有的连机器设备都是靠抵押租借的。1797年，太阳火险公司的保险单据上记载的九百余家工厂，大部分是使用旧房屋改建的厂房，固定资产的报价一般为五十至三百英镑。(42)企业主还力争缩短生产周期，最大限度地利用银行的短期贷款。在资金筹集手段上，他们也是灵活多样的。如私自(违法)按高于国债的利率付给利息，引诱拥有资金的人不去购买国债券而向企业投资。英国企业的合伙方式排他性较弱，能够广泛地利用家族和社会关系筹集小股资金，积少成多。例如布莱克本的棉纺业主卡德威尔从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和同乡中征集的三万六千英镑资金，就是多达九十七名投资人提供的。(43)
这样的集资特征，在非国教派中更为突出。教友派、唯一神派、公理会、浸礼会等非国教派在法律和宗教方面仍然受到歧视，教规和法律斩断了他们的仕途，除了在工商业中求得发展外，没有其他的前景。他们在这样的特殊社会环境下，自然地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宗教小团体，并占据某些经济行业为独家经营的地盘。为了强化自己的生存和竞争能力，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宗教团体内联姻，结成广为联系的亲缘关系。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目标而改造的宗教观念和伦理道德，具有极强烈的经济意向。忍欲、节约、互助，是他们在反抗政治压迫和宗教歧视中铸成的有效武器和内部生活的行为准则。正因为如此，他们进行的资金筹集、企业开办和经营、
股份转让等经济活动无不打上家族的烙印。非国教徒人数只占全国的5%，(44)却占当时企业家和发明家中的49%，(45)他们在经济起飞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决不是偶然的。
英国经济起飞的许多事实还证明，科学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十七世纪从英国开始的“科学革命”把科学从神学的婢女地位上解放出来，使科学成为独立的人类社会活动。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所给予科学的与实践结合的能力又是其他国家所不及的。它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有利于加强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的融合，使英国社会的科学能力水平，即对科学人材的吸引力，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紧密地携手合作是这种科学人材吸引力的具体体现。英国产业革命中的发明家，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企业家，有的两者兼有之。十八世纪下半叶涌现的许多自助式的科学团体、如工艺学会、皇家学社，以及各郡的农业学会、哲学学会，都是企业家和科学家在一起讨论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场所。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如罗巴克、瓦特、威治伍德、丹唐纳德、乔治、麦辛托什、普里斯利等，常常出入其间，过从甚密。企业家为了解决生产问题，迫切需要科学家的帮助，他们往往提供资金和物质条件，付给丰厚的报酬，甚至提出让科学家以智力资本入伙。为经济起飞的许多重大发明提供了资本和物质保证。瓦特如果不是先后有布莱特·罗巴克和博尔顿的资金合作，他的蒸汽机发明和改进试验恐怕早已半途而废了。(46)
英国发明家的成分中，更多和更典型的还是熟练技师和工匠。英国技师工匠在职业流动上所受法令、行规、习俗和社会观念的限制比较小。随着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随着消费模式的变化和商品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大量技艺高超的技师工匠脱离传统的行业，从奢侈品生产转入大众商品的大规模生产，而且根据新式生产方法的需要，利用他们过去的技术特点，改行为从事新型技术的技师工匠。这类现象在新兴工业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十八世纪下半叶，兰开夏从伦敦和苏格兰招聘了大批技师，其中的木匠改行为机械匠，铁匠改行为铸匠，钟表匠和机械玩具匠改行为精密工具匠和模具匠。(47)这些匠师一般“都具有较高的
数学知识，懂得几何、测量和量度，有的还具备相当完整的实用数学知识，会计算圆周速度、力和机械能，有的还会制图……”。(48)从这些亲身参加生产实践又富有知识的技师工匠中涌现大批的发明是十分自然的。此外还必须看到，经济起飞中的技术突破并不仅仅是一些重大技术发明，它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日积月累的细小发明和改进造成的。而这些成就是无数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劳动者的功勋。例如蒸汽机上的重要部位之一汽阀连杆，据说就是一个不知名的童工发明的。
鲜明的实用倾向是十八世纪英国科技革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又一特征，这种情况则是英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才有的。科学在法国走向了
实验室的纯理论研究，新式车床只成了路易十六的玩具和摆设。但英国科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日趋紧密，发明项目之多，应用之快，传播之广，都是英伦海峡彼岸无法比拟的。(49)不少重大发明是在大陆国家首先成就，却在英国首先应用于工业，产生实际效果。如法国的贝尔多勒首先发明氯气水漂白，勒布朗克最早使用盐和硫酸制造苏打，瑞典化学家席尔第一个分离出煤气，然而正是这些发明使英国的早期化学工业远远超过这些发明的祖国。
英国科学的实用倾向有它长期的历史渊源，但非国教派的
教育制度改革则是更重要的原因。非国教徒争得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打破了国教垄断思想、科学和教育的一统天下，促进了科学和教育的自由发展。他们不能进入以神学和经院哲学为主要课程的牛津、剑桥等
大学，却按照自己的生活宗旨和培养目标，设立自己的大学，形成新的教育体制。以长老派占优势的苏格兰大学以及其他非国教派主办的学院中，课程的设置具有强烈的应用性质，如数学、
外语、簿记，“应用哲学”(即应用科学)等。比较富裕的非国教徒大多走经商、开办工厂等这条路，因而他们的子弟从这类大学毕业后前往欧洲大陆不是为了作士大夫游(the Grand Tour)，而是去马赛、波尔多、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商业中心实习。这种
教育制度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它使才智和能力从长老派的苏格兰流入英格兰……，十八世纪的非国教派学院成为了科学思想的摇篮。”(50)在非国教徒当中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发明家、企业家和改革家。凯伊、保罗、怀亚特、纽康门、瓦特、罗巴克、威尔金森、博尔顿，只是其中的典型。其次，它对整个教育制度发生了影响。许多大学，包括受国教严密控制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不得不先后进行了教育改革，改变课程设置，有利于将应用科学的教学和研究置于雄厚的基础科学之上，提高了整个教育水平和科学水平。
总之，英国的社会结构有利于使科学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直接的物质的生产力，作为知识形态的科学通过传播的媒介转化为新型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即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怀着乐观主义精神看待和欢迎科学的一切成果及其应用，增强了人们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自信心。这种转化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科学对产业革命发生作用的主要形式。(51)此外，科学还通过教育中介转化为劳动智能和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并通过技术发明和应用的中介，转化为先进的劳动工具(如机器)。英国的经济起飞就是在这三种转化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三、超过生产力水平的需求增长是经济起飞的直接推动力
马克思在分析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定历史阶段上人类的需求增长时着重指出：“在十七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52)
由此可见，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需求增长，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就英国国内市场来说，需求增长不仅取决于消费数量的增长，而且决定于消费方式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质量增长。欧洲大陆国家各阶级的封闭状态使消费方式，包括饮食和衣着都成为阶级差别的标志，奢侈品的享受被土地贵族和富裕商人所垄断，农民和平民不敢有非分之想，他们依靠自己的小块土地和家庭副业供给全家粮食和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用于市场的收入部分比例则很小。在英国，情况恰恰相反。一方面，自然经济的成分已下降到无意义的程度，绝大多数人的粮食和必须消费品完全靠市场供应，不仅劳工家庭要将其1/3收入用于购买工业品，(53)农村中亦然。另方面，由于英国阶级和阶层之间界线模糊，社会的纵向流动和水平流动所受的阻力较小。这种社会的流动在消费方式上表现为模仿，从而使消费方式不再成为阶级差别的标志。过去只有贵族和少数富商才能享用的消费品如高级呢绒、皮革制品，很少进入百姓人家的茶叶，也都迅速地为一般市民所享用。消费上的模仿对需求产生的重要作用是使奢侈商品不致被某些社会集团长期垄断，并且很快地转变为大众消费品和通用消费品。据统计，1800年，供国内消费的茶叶就达一千二百万磅，(54)糖的消费量也从世纪初的每人平均四磅上升到世纪末的十三磅。(55)纸张、肥皂、蜡烛、烈酒、啤酒、玻璃制品等非基本消费品的税册登记，都证明它们的消费量的增长都大于同时期人口的增长。(56)从这些非基本消费品的消费增长可以推断，基本消费品(如布匹、铁器等)的消费增长幅度将是更大的。
消费方式的变化还受到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劳工群众收入的增加的推动，从而使得消费数量和质量都得到迅速增长和提高。十八世纪英国人口增长在欧洲是最快的，从1700年的六百万增加到1800年的九百万，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增长5%，下半叶增长49%。(57)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投放的增加，也是消费因素的增长。然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只有在生活水准不下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必要的需求刺激。一般来说，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各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十分悬殊是绝对的，但也不排除在某个地区或某个时期工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的稳定或上升。这不仅是工人或手工业者通过举行罢工或骚动等斗争形式争取来的，同时也由于“在特殊致富欲的刺激下，……资本积累的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长，对工人的需求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58)特别是在北部新兴工业地区，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尤其是技术工人的缺乏，迫使工厂主用较高工资招揽和吸引工人和技师。在1750年至1790年代，货币工资明显上升，虽然此时期粮食和消费品价格也在上升，抵销了一部分，但这时期中产阶级的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1760年至1800年，英国工商业总产值增长190%， 但工资增长率为10%，投资率从5%上升到了7—8%。由此可见， 以商人和企业主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利润率有大幅度的增长。另有统计资料说，英国从1689年到十八世纪中叶，人均收入为七英镑一先令，(59)无大变化，但1770年迅速增加为十八点五英镑，(60)1800年则达到二十一点九英镑。收入的增加给市场需求带来的压力可见一斑。
需求的增加还受到城市化的推动。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5%，但是，到1800年，分布在五千人以上大大小小市镇中的居民，已经增加到占全国人口的25%。(61)它们大多是围绕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兹等的周围，由先前的农民转为从事工业生产或工业辅助性生产而形成的，这些新兴市镇不象欧洲大陆那样只是行政、
司法和宗教的中心，也不是依据传统权力向农民收租收税的政治和财政中心，它却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集散地。通过这些市镇和新兴城市把生产和消费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在这些城市里，经常性的交换活动使大大小小的企业主直接承受着需求模式变化所造成的压力。消费的大众化，迫使企业主们不断设法生产更多数量的、耐用而廉价的标准化商品。(62)这种对大众商品的巨大需求，远远超过了手工生产方式的供应能力，从而成为大规模生产和改用机器生产的刺激力量。
国际市场的需求刺激是另一个推动力。英国在1660—1760年，外贸额增长近四倍。(63)然而，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商业革命”却使外贸额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又增长了三倍。(64)所谓“商业革命”，主要包括对外贸易地理分布的变化，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和转口贸易的兴起。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对殖民地贸易的迅速增长。1760—1806年，对殖民地的出口额从出口总额的45%上升到57%，进口总额从23%上升到70%，其中尤以对北美殖民地贸易额的增长最大，从1760年的三百四十万英镑上升到1815年的一千七百一十万英镑。(65)对殖民地贸易的增长不仅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资本形成的来源，而且改变了工业生产的结构，使棉纺织业打破了呢绒业长期垄断出口商品的一统天下，成为经济起飞的先导部门。此外，在对殖民地的贸易中，英国还取得欧洲不再提供的必须的工业原料，如加拿大的木材、巴西的原棉、加勒比海地区和印度的染料、孟加拉的黄麻和西非的棕榈油。(66)
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产生的需求增长，对触发经济起飞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互为补充的，需要进行综合的分析。1740年代以前，国外市场需求上升，但由于人口增长较慢，需求的增长不足以造成生产方式和
经济结构的变革。1750年以后国内需求增长较缓慢，但国外市场的需求给予了弥补(或不仅仅是弥补)，但也不足以使经济结构发生变革。接踵而至的七年战争造成国外市场需求的下降，在短期内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1780年代以后，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同时增长，对工业生产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需求压力。转折点到来了。这时，由于英国特殊的社会结构，经济起飞的条件已经提前成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工业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需求压力导致了生产技术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英国的经济起飞了。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1页。
③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掀起股票投机狂热，招致大批投资人破产，史称“南海泡”事件。
④马赛厄斯：《第一工业国》(P.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伦敦1969年版，第55页。
⑤弗林：《产业革命的起源》(M. W. Flinn, The Origing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1966年版，第46页。
⑥汤普逊：《产业革命的动力论》(A. Thompson, The Dyna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1973年版，第117页。
⑦勒瓦什尔：《法国商业史》(E. Levasseur, Histoire du commeroe de la France)第1卷(1789年以前)，巴黎1911年版，第512页。
⑧熊彼得：《英国外贸统计》(E. B. Schumpeter, English overseas Trade Statistics 1687—1808)，牛津1960年版，第15页。
⑨拉布鲁斯：《重农主义时代以来的法国农民》(E. Iabrousse, Le paysan francais des physiocrates à nos jour)，巴黎1960年版，第15页。
⑩(12)(14)迪恩和柯尔：《英国的经济增长》(P.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剑桥1964年版，第78页。
(11)马克祖斯基：《法国经济增长诸方面》(J. Marczewski, ‘Som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France, 1661—1958’)， 载于英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杂志，第9卷(1961年)，第375页。
(13)马克祖斯基：“法国经济增长诸方面”，第37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页。
(18)根据约瑟夫·马西(J. Massie, A Computation of the Money ……)的关于十八世纪中叶社会阶级状况的资料，英国三层式的社会结构如下表所示：
阶级 占总家庭数的百分比 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
贵族(包括乡绅) 1.2% 14.3%
中产阶级 58.8% 74.4%
下层阶级 40% 11.3%
(19)《资本论》第3卷，第681—682页。
(20)纳米尔：《权力的十字路口》(L. B. Namier, Crosstoads of Power)，伦敦1962年版，第175页。
(21)欧文：《十八世纪》(I. P. Owe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14—1815)，伦敦1974年版，第150页。
(22)波斯坦和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29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24)(27)《资本论》第3卷，第696页。
(25)沃克：《英国经济和社会史》(J. Walker, Bri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700—1982)，朴利茅斯1982年版，第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