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七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满载人参与银元的“中国皇后”号自纽约抵达广州，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经历了一百九十五年。在这漫长的
岁月里，中美关系历经曲折，有历史的创痛，也有美好的记忆。经过三十年的断绝关系，“对抗已经结束”，而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美友好发展的广阔前景。现实生活是历史的延续。更好地总结中美关系的历史，以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推动这一伟大事业的发展，是当前摆在中美两国历史学界的一个共同的
课题。这里想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
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关系，总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对比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考察国际关系的历史，也只有在比较中才能鉴别，在鉴别中才能得出较客观的评价。例如，关于领土完整的问题，是我国近百年来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一百零九年中，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领土进行了频繁的掠夺。在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占据中国领土的国家。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俄都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调停”。但是沙俄一面进行“调停”，一面却趁
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时，以重兵直趋黑龙江，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瑗珲条约”，强行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在此以前，美国驻华外交代表巴驾在美国商人的怂恿下也曾多次向国务院建议要占据台湾，但是美国政府没有同意并撤换了巴驾①。到一八九八年，当我国正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时刻，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又建议国务院在直隶地区割据一个海港来“扩大美国的影响”。这一建议再一次为美国政府所否定②。一九○○——一九○三年，美国海军割占三门湾和舟山的建议，也由于英、日的阻挠和美国国务院的犹疑与迟滞而未成为事实③。当然，美国政府当时作出这些决定，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我们判断国际关系的标准是实践与事实而不是其他。同别的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同沙俄贪得无厌地掠夺我国大片领土的侵略行为相比较，美国在与我国的关系中所留下的这一纪录，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我国解放后，美国的这一纪录被他们自己推翻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联合声明，美国要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④。这就违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也是对我国领土与主权的严重侵犯。这是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个不幸的插曲。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历史过程已经由于中美建交、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宣告结束了。
（二）
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八九九年和一九○○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并在此前提下，要求美国贸易的机会均等；二是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这两条是互相抵触的。事实上美国不可能在两者兼顾的情况下来执行“门户开放”政策，它只能是有条件的执行。历史的事实证明，“门户开放”政策所宣布的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只能停留在宣言与协定上，美国不愿超过这个限度，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美国在执行“门户开放”政策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性，摇摆于同其它列强的对抗与妥协之间，而更多的是后者。如一九○○年“门户开放”政策的墨迹未干，麦金莱总统对沙俄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就采取了默许的态度⑤。一九○八年美国与日本签订的“罗托—高平协定”既声称“以和平的方法支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又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⑥。一九一五年，国务卿蒲莱安既反对日本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二十一条”，但一九一七年蓝辛又明确承认“地理上的相邻近，使其邻国享有特殊利益”的原则⑦。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和一九三七年日本对我国不宣而战，史汀生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根据“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都先后郑重宣布“不承认以武力所造成的领土变更”和
谴责“没有法纪”的“宣战或不宣战的战争”⑧。但是在宣言和“谴责”的同时，伪满州国百分之六十六点九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分之八十一点一的汽油都来自美国⑨。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炸弹扔到美国的国土上了，美国才对日宣战，同中国结成了盟友。由此可见，“门户开放”政策的执行与不执行，或执行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国际政治上纵横捭阖的“权力平衡”趋势，不取决于中国受侵略的程度。远在美国立国的初期，一七九六年九月十七日，华盛顿总统在卸职的告别演讲中曾经说：在决定美国政策时要考虑到“美国自己的利益”⑩。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美国在南美洲实行封闭的“门罗主义”，在中国实行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作法两岐，但原则一个——从美国自己的利益出发。所以应该看到“门户开放”政策从本质上说是美国谋求保障和扩大其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策，从来就不象有些美国历史学家所宣称的那么“公正”、“无私”和“利他”。但也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政策毕竟宣布于一八九九年，我国被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之际；后来在我国历次的民族危机中（如一九一五年，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以及多次的国际会议上，美国又曾反复重申这一政策（包括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原则）。由于这个政策也包含着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利益的相对抗的一面，它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起过一定的
作用。
（三）
国际关系固然是受两国之间或诸国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但是各国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常常会形成、影响甚至决定各该国的对外政策，因此，我们研究中美关系就不能眼睛只看见中国的一面，而不看到美国的一面。否则就会流于片面。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争取美国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基本因素以外，还有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势力的消长，孤立主义的影响，舆论的压力和经济的繁荣与肖条，等等。如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美国从中调停，时冷时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倒倾向是同情日本，他们认为日本的胜利是一个愿意改革与维新的小国打败腐朽、保守的大国的胜利。但是，国务卿葛礼山对中国是寄于同情的。当时中国驻美国使馆的高级官员许钰（后任出使义国大臣）根据他亲身的体验说：“葛礼山平素为人清正不阿，凡遇外交事，颇能揆情度理，一秉至公，不似他人视事势以为迁就轩轻。上年中倭衅起，其于中国尤切惓惓，时发正论，以持事理之平，虽与议绅抵牾，卒不少变初念。”(11)而反对党则利用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当国务卿葛礼山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建议由美国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时，反克利夫兰总统的共和党的《纽约新闻报》就尖锐地评论说：“调停是不妥当的，这样做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一个美国总统与国务卿把中国从日本手中拯救出来是对国际正义的进攻”(12)。共和党借此掀起一个反民主党的猛烈攻势。研究美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政策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又如麦金莱在一八九七年竞选总统时，曾经大声疾呼，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商业利益使美国在中国的事务中不能置身事外(13)。那时美国的棉织品出口的一半以上销售在中国市场（主要在东北及华北地区）(14)。到一九○一年，沙俄对我国东北的控制严重打击了美国棉织品的销售。当时美国南方植棉集团要求政府对沙俄采取“强硬政策”，但麦金莱总统却对沙俄采取了姑息态度。为什么麦金莱这么言行不一致呢？这是因为麦金莱主要是代表中西部利益，在总统竞选的年份，为了争取选票不得不说一些关注南方利益的话。但是在非竞选年份，南方集团的利益（甚至东部集团的利益）就不足以推动麦金莱冒着对抗的危险对沙俄采取强硬的政策了(15)。芦沟桥七七事变以后，罗斯福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名地谴责日本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但是他的演说，即使是闪烁其词的，也引起了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发表演说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罗斯福不能采取对日制裁的行动。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众议院以多数票击败了孤立主义者罗德楼的议案（该议案要求美国除自卫以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来决定），罗斯福才能放手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16)。但是还得继续对美国公众宣传抵制日本在太平洋的侵略同抵制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是一样重要。这种培养舆论的工作一直做到珍珠港事变以前。至于在经济方面，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经济力量突飞猛进的增长（从一八五○年到一九○○年，
农业生产增加了三倍，工业生产增加了十五倍）(17)以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的几次经济大恐慌，是促使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都是众人皆知的。
除国内的因素外，还有国际因素。中美关系始终受到美国与俄国和日本在远东对抗这一事实的影响。十九世纪末叶日本尚在崛起；俄美在远东还未直接冲突。在五十到六十年代，美国琼记洋行甚至代理沙俄在中国的领事职务(18)。二十世纪以后，美国势力伸向太平洋，沙俄在我国东北的扩张也有增无已，美国在华纺织品的主要市场又正处于沙俄控制的地区，矛盾冲突乃不可免。一九○○年沙俄趁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时，突然侵入黑龙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屯的大惨案。同月，海约翰在“门户开放”政策中补入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这应当不是偶然的巧合。日俄战后，形势又为之一变。日俄开始接近，日、俄、英、法结成同盟，美国在远东处于孤立。它在中国的扩张（三都澳的租借、陕西省石油勘探、铁路借款等）处处受到日本的抵制。“门户开放”政策的起草人柔克义在一九一四年回顾日俄战争的影响时，深感遗憾地说，遏制沙俄在中国东北扩张的这一角色原来是应该由美国来承担的，不幸却落在日本人的身上，使日本成了“权力平衡”的主角(19)。三十年代后美日在远东的利益冲突迫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与日本的对抗与妥协中蹒跚前进。由此可见，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我们若只看见中国的一面，而没有看见美国的那一面；或只看见中美两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他的国际关系的一面，就往往会弄不清楚各个矛盾之间相互对抗、制约和转化的运动过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
科学性与政治性归根到底是一致的，对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断，将有助于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和从中引出必要的历史教训，从而更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四）
传教事业从一开始就成为中美关系的重点。关于它的功过问题争论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赞成者说它是美国对中国的“无私”贡献（已故的耶鲁
大学的赖德烈教授是这一说的积极鼓吹者）；反对者说，它是对中国的一种更隐蔽的侵略。从国际关系上看，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根据是不平等条约。传教士的身份和特权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条款、传教条款等不平等条约紧密纠缠在一起。在某些方面，传教士享有的特权甚至超过了外国商人（如深入内地和在内地购置产业的特权）。他们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憎恨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解决民族独立和饥饿问题的时候，传教士却送来了圣经，不受中国人民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在中国的教会势力曾经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不小的因素。而这个影响极坏，甚至前国民党政府的法律顾问兰巴格法官曾经说：“中国取得自由的最大障碍是那些依附于宗教运动的邪恶的政治势力，它们对西方的政治中心施加影响……在中国解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这些隐藏在教会里的自私集团的抵制”(20)。兰巴格法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美国传教事业的评论应该是最不具有偏见的。美国的传教士在传播圣经的同时，也在中国的土地上办起了新式的学校和医院，传播了科学技术。美国传教士在早期翻译和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方面起过桥梁作用。他们的学校培养了一些买办，但也有不少中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是在他们影响下成长的。
（五）
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是中美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中美两国虽有将近两百年的交往，但相互了解还很不够。美国人过去主要是从马士以及明恩溥牧师等的著作中了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难免继承了他们的观点与偏见。至于对新中国的了解那就更不够了。美国化了三十年的时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走了一大段弯路（封锁、禁运、遏制、拒不承认）才弄清了以下三个基本事实：新中国不是苏联扩张主义的马前卒；新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共产党“自行崩溃”（杜勒斯语）(21)是一个神话。而这些事实本来早就是一清二楚的。由于时代的转换和将近三十年的隔绝往来，中国也需要了解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社会和制度确有其不可克服的痼疾和阴暗面，但它还没有“濒临崩溃的边缘”，它的生产力还有巨大发展的
潜力。美国人民是开朗、率直、勤劳和讲求效率的，这些好的品质，我们新的一代知道的很少。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历史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在增进中美友谊的现实生活中是多么重要。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应该承认，美国历史学界在这些领域中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七年，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包括中美关系史）的书籍出版了一千八百六十四册，其中大约八百册左右是美国历史学家的著作。相比之下，我们远远落在后面了。解放后我国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本。当然，已出版的著作在质量上还有待于提高。在西方世界，象二十四卷本的《历史家的世界史》那样大部头的著作把中国的贞节牌坊当作凯旋门(22)的笑话，近年来是没有了，但在美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还有错把义和团运动当作太平天国革命和把袁世凯当作辛亥革命领袖的(23)。除了对中国的历史情况不熟悉以外，还有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脑子里仍然被反动的“白人的负担”的幽灵所缠绕，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打扮成“救世主”的角色(24)，公开宣称美国商人在华经济活动“不是帝国主义的”(25)，并发明了许多“理论”证明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促进了中国的“进步”(26)。有的甚至在论述中美关系史时，一再扬言对标志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共产主义采取“强烈的批判态度”(27)，等等。这自然已经不是无知，而是明显的偏见。我们不能期望从这种“强烈的”资产阶级偏见中，获得有关中美关系史的公正、科学的论述。而且理所当然地要对他们的论点持以认真的商榷和反批判的态度。
国交的阻隔也限制了学术研究的质量，
密执安大学的费伟凯教授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书是一本
呕心沥血之作(28)，但关于书里的主角盛宣怀却没有一条第一手的资料。而我们写“门户开放”政策却看不到海约翰的亲笔文书（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写早期中美关系史的看不到旗昌、琼记洋行的档案（藏
哈佛大学图书馆）。缺少第一手的资料就不能不影响科学研究的质量。我们相信通过今后两国友好交往，会逐步提高我们的历史研究的质量。
（六）
有关中美关系的史册中，友谊的篇章不应该泯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工人对美国西部建设起过很大的作用。当时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筑路工，五分之四是中国工人。他们炸山洞，开险路，越过洛基山的风雪按每天一英里的速度把路轨从西部铺向了盐湖平原。有不少的人在塞拉山的雪崩中献出了生命。美国人至今还怀念他们。前几年《太平洋历史评论》对铁路华工的艰苦耐劳、纯熟的技巧和劳动贡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29)。今日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干线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在中国灾难深重的年月，美国朋友见义勇为的高尚行动，至今还令人记忆犹新。被鲁迅称为“洋烈士”(30)的肖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件中，这位美国民航机飞行员目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屠杀，激于义愤，单枪匹马地与日本侵略者鏖战于苏州上空，竟以身殉，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在我们的记忆中，还有一连串难以忘却的美国朋友的名字：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马海德、阳早、寒春……。他们有的跋山涉水来到延安，有的同红军同甘共苦四十余年，有的在艰难的岁月里，用笔把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事迹传向世界各方。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他们锋利的笔触象掠空而过的闪电划破了黑夜的长空，让世界人民知道在东方的一角还有那么一些战斗不屈的人们。他们有的把鲜血洒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的把遗骸埋在中国的泥土里，有的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耗尽了年华。还有一些美国朋友仅仅是因为同情中国的革命事业受到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无情迫害。中国是一个不会忘记老朋友的国家，人民的友谊将永远珍藏在人民心里。
注释：
①《参议院档》三○：三六——一，第六页。见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T.Denne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一九四一年纽约版。一九五八年中译本第二四五—二五○页。
②一八九九年三月一日，康格致海约翰函。见玛瑞蓝·杨：《一八九五——一九○一年，美国对华政策》（Marilyn B.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American China policy,1895—1901），一九六八年哈佛大学版，第九九——一○○页。
③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卫致莫狄函。海军档，第一一三二四卷。见威廉·布莱斯德：《一八九七——一九○九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William Briasted: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1897—1909）一九五八年，得克萨斯大学版，第一二四——一三六页。
④美国新闻处，新港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电。
⑤汤姆斯·麦克考克：《中国市场与美西战争》（Thomas Mccormick:Insular Imperialism & the Open Door: The China Market & the Spanish-American War），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三十二卷，第二号（一九六三年五月），第一六六——一六七页。
⑥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罗斯福致塔虎特函。见查理·鲁：《一九○一——一九○九年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卷入远东》（Charles E.Neu:Theodore Roosevelt & American Invelvement in the Far East,1901—1909），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三十五卷，第四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第四四七页。
⑦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蓝辛——石井协定。《美国对外关系》一九一七年，第二六四——二六五页。
⑧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史汀生致日本外交部照会。《美国对外关系》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一卷，第七六○页。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罗斯福“隔离”演说。同上书，第三七九——三八三页。
⑨艾费弗·安德生：《美孚油公司与美国东亚政策》（Irvive Anderson:The Standard Vacuum Oil Comp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一九七五年普林斯登大学版，第二二五——二二七页。
⑩华特·李普曼：《美国外交政策》（Walter Lippmann;U.S.Foreign policy），一九四三年纽约版，扉页。
(11)许钰：《复庵遗集》卷六，《佐轺牍存》二，页二十二上。
(12)玛瑞蓝·杨，前揭书第二一——二三页。
(13)汤姆斯·麦克考克，前揭书第一六九页。
(14)一八九八年美国棉织品对中国的输出额（以金额计算）占美国该项商品输出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二；到一九○三年占百分之六十九点六。见潘序伦：《中美贸易》（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一九二四年纽约版，第五九——六○页。又见费佛尔：《一九○六——一九一三年，美国与中国》（C.Vevi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06—1903），一九五五年，新泽西版，第九页。
(15)玛瑞蓝·杨，前揭书第二二九——二三○页。
(16)约翰·海特：《富蓝克林·罗斯福与日本的海军隔离》（John Haight:Franklin D.Roosevelt and Naval Quarantine of Japan），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四十卷，第二号（一九七一年五月）第二一九页。
(17)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下册，一九六五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四二页。
(18)斯蒂芬·罗克伍德：《琼记公司》（Stephen Lockwood: 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1858—1862），一九七一年哈佛大学版，第八○——一○四页。
(19)柔克义文件。见玛瑞蓝·杨，前揭书第二二八页。
(20)保尔·蓝巴格：《教会与美国在华政策》（Paul Linebarger:The Church and the American policy in China）载保尔·克赖德编：《美国对华政策百年要件选读》（Paul Clyde: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一九四○年
杜克大学报，第三二○——三二一页。
(21)美国新闻处，华盛顿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电。
(22)《历史家的世界史》（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九○七年伦敦版，第二十四卷第五二三页。
(23)哈路德·福克纳：《一八九七——一九一七年，放任主义的衰微》第七卷，《美国经济史》（Harold Faulkner:The Decline of Laissez Faire,1897—1917.vol.7,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九五一年纽约版，第八五页。福克纳：《美国经济史》（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远东节），一九六○年纽约第八版（一九六四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下卷，第二七三页。
(24)登柏格：《外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R.F.Dernberger:The Role of the Foreigner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载柏金斯编：《中国近代经济历史透视》（D.H.Perkins 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九七五年
斯坦福大学版，第四六——四七页。登柏格教授甚至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带来了“杰出的经济成效”，因而证明外国侵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进步”。
(25)坎伯尔：《英国和美国在远东，一八九五——一九○三年》（A.E.Campbell: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ar East 1895—1903），载《剑桥历史学报》（The Historical Journal），一九五八年第一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页。
(26)持这种论点有代表性的是侯继明。他的理论有：《“反外资压迫论”、“中国经济双元论”、“外资、华资互相补充论”等等。见侯继明：《国外贸易、外国投资与国内发展：中国的经验》（Chi-ming Hou: External Trade,Foreign Investment,and Domestic Development:The Chinese Experience）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芝加哥版第十卷，第一期（一九六一年十月），第二六——二七页、四一页。后来，侯继明又在一九六三年的九月和十二月的《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二四卷第三期和第四期及一九六五年麻省剑桥出版的《外国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 ）一书中反复
论证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是受益于外国（包括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这是一个当前美国有代表性的论点。毫无疑问这些“理论”都是塔虎特总统的“金元外交”的注脚。
(27)赖德烈：《美国人在远东的纪录，一九四五——一九五一》（K.S.Latourette:The American Record in the Far East,1945—1951），一九五四年纽约版，第四页。赖德烈教授在一九五六年伦敦再版的《中国近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一书的序言第一三页中再一次表明了对中国共产主义采取了“强烈批判态度”的观点。
(28)费伟凯：《中国早期的工业化》（A.Feuerwerk: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一九五八年哈佛大学版。
(29)亚历山大·萨克斯顿：《广东大军在塞拉山》（Alexander Saxton:The Army of Canton in the High Sierra），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三十五卷第二号（一九六六年五月）第一四一——一五二页。
(30)鲁迅：《伪自由书》，一九七三年人民出版社第十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