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美国国务卿赖斯提出了“变革外交”（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2007年4月，美国国务院与国际开发署共同推出《变革外交战略计划（2007—2012财年）》。由此看来，变革外交并不是美国官员的即兴之作，而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外交战略。变革外交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变革外交的宗旨是贯彻推进民主战略
第二任布什政府大大提升了推进民主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布什在2005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宣称，在全球推进民主是美国“国家安全提出的迫切要求”，是“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新任国务卿赖斯在此前两天的参议员外交
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大谈美国在世界上推进民主方面的
作用与贡献，不仅提出与布什
如出一辙的“结束暴政”观点，而且还列出了6个“暴政前哨”国家，即古巴、缅甸、伊朗、朝鲜、白俄罗斯、津巴布韦，用以取代美国此前所用的“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暴政前哨”与“邪恶轴心”及“无赖国家”相比，不仅地域分布有很大差异，而且内涵上也有明显不同。“邪恶轴心”与“无赖国家”除朝鲜和古巴外都是中东（大中东）伊斯兰国家；而“暴政前哨”则分布在世界各大洲（非洲、美洲、欧洲、亚洲），其中只有伊朗是中东伊斯兰国家。“邪恶轴心”与“无赖国家”基本上都是“反美的”、“专制的”国家，多数都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暴政前哨”只是以“专制”为标准，多数国家并未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反美”的言行。
2006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别强调推进民主。从一定意义上说，推进民主已经与反恐防扩并列，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最优先任务。与全球战略调整相适应，2006年1月，国务卿赖斯提出了“变革（转型）外交”这一新概念。变革外交的基本精神是，为贯彻布什政府在全球推进民主这一战略任务，美国的外交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外交官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更加贴近驻在国的民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国情，增强美国的影响力。
为贯彻变革外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促进美洲国家组织和非洲联盟的合作。美洲国家组织成立于1948年，成员包括全美洲35个国家（1962年古巴被剥夺参加活动的资格，但仍是成员国）。2001年9月11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28次特别大会上通过了《美洲民主宪章》。该宪章系统阐述了代议制民主的精神和原则，并确立了在美洲维护民主政体的行动纲领。非洲联盟成立于2002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963年的非洲统一组织，共有53个成员国。2006年4月，非洲联盟通过了《非洲民主、选举与治理宪章（草案）》。2007年7月11日—12日，非洲联盟与美洲国家组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民主之桥论坛”，两个组织的官员在论坛上就如何通过各自的民主宪章最有效地推进民主和保护人权交换了意见。美国国务卿赖斯到会并发表致词。赖斯盛赞了这两个地区民主发展的成就，特别是这两个组织先后通过了“民主宪章”。她呼吁两个地区组织在全球推进民主上进行合作。
2000年成立的“民主共同体”现在已有120多个成员国，其中多半是非洲和拉美国家。2006年，美国智库发表了一份旨在指导整个21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普林斯顿项目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在“民主共同体”的基础上组建一个行为能力和约束力更强的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以作为美国制度霸权的重要机制，必要时用之取代联合国。美国很清楚，巩固非洲和拉美这两个地区的民主成果，并让它们在全球推进民主上发挥积极作用，是发展“民主共同体”并进而组建“民主联盟”的关键环节。能否将这两个地区完全纳入美国所领导的世界民主体系，对实现推进民主战略至关重要。
二、中国是变革外交的重中之重
变革外交的“新前线”是像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埃及和南非这样的新兴大国以及非洲、拉美和中东的转型国家，重点是新兴大国。在美国的正式文件中虽然没有特别突出强调中国，但是在外交实践中却体现出：美国已将中国作为变革外交的重中之重。
2006年11月9日，美国国务卿赖斯任命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关颖珊为美国首任公共外交特使。此举非同寻常。这不仅在于赖斯首创了公共外交特使这一岗位，开辟了美国外交史的新纪元；还在于在有如此重要意义的事情上，竟然是由一位华裔为“首任”，其中的奥妙很值得人们品味。
美国设立公共外交特使或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实际上是赖斯变革外交的重要举措。按说，美国公共外交资源是很丰富的，而且对促进世界了解美国、拉近各国同美国的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设立公共外交特使却能使民间外交力量与官方渠道结合起来，民为官用，官民结合，可谓是个创举。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民间人物，特别是名人，在担负外交使命，促进世界对美国的了解，增进各国人民对美国的好感上，比外交官所能发挥的作用还要大。将民间外交资源开发出来，可谓是无本万利的事情。
赖斯选定关颖珊为首任公共外交特使更能表明她的意图。变革外交的新前线主要是亚洲和非洲的非白人国家，一位黄皮肤的特使肯定要比白皮肤的更有亲和力，更易被接受。特别是选定一位华裔，寓意极为深刻。很明显，一个能讲汉语普通话和广东话，在北京和香港都有亲戚的关颖珊，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她工作起来也更便利。由此可见，赖斯是将中国当成了变革外交重点的重点。
三、变革外交深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为了贯彻变革外交，美国也开始搞五年计划。《变革外交战略计划（2007-2012财年）》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该计划系统阐述了美国变革外交的战略目标和在全球各个地区的实施方案。由于这个计划是面向全球的，涉及中国的内容并不多。能够反映未来美国对华战略走势的是几乎与该计划同时发表的另一份战略报告。2007年4月，美国一家重要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了题为《美中关系：一个积极的日程，一个负责任的进程》的研究报告。报告由30位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独立特别工作小组”完成，小组中有对华态度积极者，也有强硬保守者。这份报告虽然不是官方的，但小组成员很多都曾在政府任职、或者与政府部门有密切关系，因此能够反映政府的观点，其政策建议也极有可能为政府采纳。报告的思路与变革外交的精神基本一致。
纵观整个报告，基调是积极的。从报告的全称就可以看出，报告的立意是要积极发展美中关系。报告否定了那些对中国崛起担忧、要求美国放弃对华接触政策的主张。报告分析了一些美国人对中国崛起感到不安的根源：一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伴随着巨大并不断增长的对美贸易顺差；二是中国政治自由化和对人权的尊重落后于人们的预期；三是中国在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扩展经济和政治影响；四是经济增长为军事现代化创造了条件，而且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五是当美国陷入全球反恐运动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承担着主要军事负担和政治责任时，中国快速崛起，这对美国构成挑战。这五个根源涵盖了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地缘战略五个方面。报告承认，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越来越融入世界，美中之间的利益分歧确实越来越明显。报告提出，美国不应当满足于美中关系的现状，更不应当漠视由中国崛起而为一个大国带来的经济、安全和政治方面的挑战。美国的对华战略必须为缩小分歧并构建共同利益提供工具并创造机会。报告坚持了原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提出的对华战略思路：使中国成为美国全球事务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继续努力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在安全上“两面下注”，以防中国变成进攻性或与美国敌对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战略应当聚集于一个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积极的日程，以帮助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塑造自己的利益，并在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中创造新的合作机会。融合是一个负责任的进程。它有三个维度：涉及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同中国接触；将中国拉入有关安全、贸易和人权的国际制度的架构中来；平衡日益增长的中国军事力量。美国要运用其全部国家力量，包括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来实现这三个维度的目标。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融合”是未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关键词。美国清楚，中国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虽然美国要“平衡日益增长的中国军事力量”，要“两面下注”，但对华关系的根本出路在于“融合”，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同时促进中国内部的变革，尤其是政治变革。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是个战略问题，不仅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按照这个战略思路，伴随着变革外交的实施，美国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并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外交资源。总之，在美国心目中，中国是崛起大国中势头最猛者，是头号“超级大国候补”，但是中国又是最大的“转型国家”，是“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能否转型成功，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加强对中国的变革外交，既可以通过扩大接触和交往来影响中国，促使中国向美国所欢迎的方向走，而且还可以促进中国在反恐、防扩、经贸、能源、地区安全、全球事务等方面同美国合作，最终将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四、变革外交对中国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具有双重效应
美国的变革外交将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外交上，美国会更经常地利用民主牌打压中国，与此同时，随着“民主联盟”的组建，中国将面临更严峻的推进民主的外部压力，否则在国际舞台上将居于少数“不民主国家”之列；二是在中国内政上，美国将可能加紧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来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
不过，对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与变革外交，我们不能反应过度。对外部压力，如果我们应对得好，有可能变压力为改革的动力。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入世后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和压力，但是这反倒促进了中国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来排解美国变革外交的压力。这是两得之举，既做了自己要做的事，又有利于改善外部环境。
就中美关系来说，变革外交也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民主问题将成为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是决定中美战略互信能否建立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和综合实力的增强，美国会越来越重视中国，看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发展
潜力，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者”。
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应当充满自信地看待美国的变革外交，稳住阵脚，应对得当，从中国内政外交两个大局的统筹把握中来处理美国变革外交所带来的新问题。应当认识到，美国变革外交有可能给中国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也有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