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国内政治的继续，战争必然导致国内政治危机，一战中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二战后东欧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普遍建立是战争→危机→革命主题的最好证明。
战争导致以欧洲（西欧）为中心的旧国际关系体系的危机，形成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的东西方阵营对抗格局。战争导致旧的国际冲突解决手段的危机，使国际关系向组织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使解决手段向民主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诞生了跨越国别、地区、民族、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界限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集体安全”“民族自决”原则和“五项基本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遵守。战争促进和引发新的
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以电气、化学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以电子计算机、宇航、
原子能和合成材料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科技）革命的启动。
第二个阶段的时间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70年代初，这是冷战、霸权、竞争与崛起的年代。
这一时期在世界政治、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与艺术、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获得了较为迅速和平稳的发展。从整体世界的角度看，一定意义上讲，它可以被视为世界现代史上的“黄金时代”。
冷战专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在两大政治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首先是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包括局部冲突在内的阵营对抗。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不仅刻意追求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还追求经济霸权、文化霸权、知识霸权、
信息霸权、科技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竞争是指包括美苏争霸在内的，存在于两大阵营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民族独立国家之间，广泛地表现在经济、科技、知识、文化和
教育等方面的优势争夺。
在此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不同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和“中国模式”。西方阵营内部的竞争促成了西欧经济政治的迅速复兴和西欧出现一体化大趋势，导致70年代初的西方阵营内部西欧、日本与美国三足鼎立之势。
崛起是指原欧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浪潮高涨和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如“亚非会议”“不结盟首脑会议”“七十七国集团”的出现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一步走上联合斗争的道路。
第三个阶段的时间是7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这是争取和平与发展和改革的年代。
这一时期世界史发展继续了20世纪以来整体性、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具体内容方面呈现明显的特点和新趋势。
在此阶段科学技术革命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和影响。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和间接的生产力，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
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和平环境是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必要条件。正是由于70年代以来局部战争及时平息、世界大战因素及时扼制、美苏霸权普遍衰落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东西方冷战逐步缓和直至彻底结束，在东西问题得到基本控制和最终解决的基础上，南北问题也随之缓和并趋于解决。于是，美、苏（俄）、中、日和西欧多极力量的兴起，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冷战的终结，第三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发展，世界经济的现代化、一体化、集团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成为“东”“西”“南”“北”四方“共赢”的全球幸事。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共有的和平环境受到了新的不安全因素的挑战，即除了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传统的不安全因素，金融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力大大地提高了。
改革是这一时期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明显主题。西方国家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工资、就业、福利进行的，口号是实现“充分就业”、“公平分配”。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革在较大程度上稳定社会局势和缓和了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国家获得了自我更新的良药。
上个世纪70年代后，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都相继进行了改革，但由于改革方向和改革时机未能抓好，上述国家的改革最终大多都归于失败，并出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现象。而中国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方向、“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